严群说，此篇没有任何结论。

退后一步说，既然要作如此发问，那当然就要公平地面向民主理论和非民主理论，也就是说，现存国民的意志表达作为合法性依据之合法性，也是需要被追问的，而不能以为被追问的仅是三重合法性。如曰：‘使天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儒家历来口气很大，气魄不小，这也是新儒家的一贯家风，从二程、朱子、陆象山一脉宋代新儒家，到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以来的现代新儒家，都有很大的勇气和抱负。

如曰：自古以来，儒家都希望在庙堂里为‘帝王师，在政坛上‘以经术缘饰吏事，至少也要在祭礼中‘端章甫为小相。夷夏之辨最高的表义即在于文明与野蛮之辨，而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是人类间所可能发生的一切冲突中最严重的冲突。葛教授自己也说：他们原本只是做‘素王，在文化和思想上重建国人信仰。葛教授用与夷夏之辨决裂对峙的中外一家观、用宁可死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心态去说港台新儒家，是否准确我不敢断定，此虽不能起牟宗三先生于地下，犹可以询诸李明辉先生以问其首肯与否。丁酉六月十一至十四日 进入专题： 大陆新儒学 。

但是当说到儒家仁义礼乐、王道理想的时候，葛教授却往往惟以举证历史事实的手段，将此尽归于儒者之矫妄与虚构，此等不但不是现代普世的，甚至连价值的地位也不具有。葛文中有一段话，试图集中谈出他对大陆新儒学的印象和评价：一般来说，他们并不在乎历史与文献的准确与否，他们对儒家经典与思想的诠释策略是：第一，改变近代以来把‘经作为‘史来理解的立场和趋势，重新捍卫儒家‘经之神圣性，把原本已经学术化的现代经典研究，重新回到绝对信仰化的经学解读和义理阐发。本此心以立言，则所言自亦与古圣同。

周张二程四人之为学，亦各有其一己，亦互有其相异。横渠《正蒙》，其书名亦本于《易》，仅以正童蒙，非前无古人，自创新说也。则可谓千古一致之最相同处，无他异也。然所谓上同古人者，乃以己上同，非除古人外无己。

孔子自言其为学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各有一己，而己与己不相同。

如《庄子》之内篇七篇，《老子》上下篇，乃特创了由学者自己编撰成书之一例。不谓此乃我之新创，不谓乃我会通儒道两家而自创新说。则中国学人实皆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并无私人自创作，自表现，自成名之心理存在。有之，则除史书外，如屈原之作《离骚》，乃为后世文学集部之祖。

而二者之间，则终以求同为要，辨异为次。此即余之所谓尚同不尚异。朱子之推尊伊川，亦固甚至。中国全部二十五史必推司马迁为鼻祖，斯亦诚如一家言矣。

吕览、淮南，集宾客为书，而主会通和合，其见重乃转有胜于墨、荀。继儒墨而起者，有道家。

又必上同于古人，不求异其一己，则无以异也。朱子以己意来补古经传之缺，此则大违中国学术传统述而不作之大义。

唐代《五经正义》注外有疏，即承释氏来。中国学术如是，文化亦如是，而孔子之在中国，其地位乃若有更超于耶稣以上者。而不贵于学术史外自创一套新学术。朱子之《大学格物补传》，仅得谓义理当如此，而考据则无凭，即不易为后人接受。古今学人著作，论其浩富，朱子当首屈一指。及明代阳明起，从陆反朱，作为朱子晚年定论，亦谓朱子卒从同于象山。

梨洲则终于阳明有偏袒。此下如王弼注《周易》，注《老子》，何晏注《论语》，郭象注《庄子》，甚至如曹操一世豪雄，亦注《孙子兵法》。

此亦如耶教不得在耶稣外自创新说也。又如后人每以程朱连言，尤多以伊川与朱子连言。

而朱子学之最易受后人之怀疑与争论者，则为其《大学格物补传》之一章。盖求同必有辨异，辨异亦以求同。

乾嘉时代之清儒，提倡汉学，则如耶教中之天主教，力反马丁路德之新教。司马迁著为《史记》，乃上承孔子之《春秋》，非自我作古也。此亦可谓中国学人尚同不尚异之一证。朱子乃亲受业于延平之门，其对延平可谓备致尊仰，然而朱子之发明二程，又岂限于龟山延平之一脉。

并其著书人之姓名亦隐而不彰。子贡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而孟子倡为性善论，显非孔子语。

故在古人中特举一黄帝。则我之所学于前古圣人者，乃学此同然之心耳。

亦可谓此一部学术史，乃创始于孔子。清初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三人，其学皆承宋明理学来。

然孟子不自谓此乃我自创语，谓我之所异于孔子者在此。即此下之道家，亦不重私人一己之著书立说，观其此下之发展而可知。其于儒学中之最大贡献，则为编有《论》《孟》集注与《学》《庸》章句之四书，以上驾于汉唐相传之五经之上。孟子亦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

如天台，如华严，中国人在佛教中自创宗派，亦遵守一部经发挥，不尚自著书自立说。其最大著作，为《论》《孟》集注《学》《庸》章句之四书。

而朱子则并不在此一节上显作分别。其他因事成篇，如西汉初年贾谊之《陈政事疏》，董仲舒之《天人对策》等，皆与私人一己著书立说有不同。

至如释氏禅宗，理学家采及其意者亦不少。今欲研讨朱子学，其最大难题，乃见朱子仅若网罗旧说，称述前古，而其自己则若不见有新创特见，可以自异于前人，而确认其为朱子一人之学。